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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仲裁

时间:2020-07-03

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之一,是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,见证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六十多年发展历程。她与巫昌祯、薛梅卿、孙丙珠一起,被并称为中国政法大学“四大才女”。

中国政法大学微信公号24日消息:我国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严端先生因病于2020年6月24日8时逝世,享年86岁。

严端出生于1934年10月24日,江苏省南通市人。1952年,18岁的严端投考北京大学法律系,因全国院系调整北大法律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,严端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学生。

1954年毕业后,严端留校任助教。1955年在北京政法学院研究生班学习,专攻刑事诉讼法学。研究生期间师从前苏联专家楚贡诺夫,着重对苏联的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进行了深入、系统的学习,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研究生。

1957年,“反右”开始,严端因为上课时表达对“无罪推定”原则的赞同,被划为“右派”。清华大学法学院曾报道称:严端“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心态,繁重的农活、亲人离别的痛苦,以及汉语教员、印刷厂校对员等与自己专业不相干的工作,都没有将她击倒。以至于当严端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,人们惊喜地发现:‘严端当了20年的右派,精神没有倒!’”

1978年底,严端重返北京政法学院(中国政法大学前身)。次年,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重启刑诉法起草工作,严端全面参与了1979年刑诉法从起草到法律通过的全过程。

2012年,严端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,1979年起草刑诉法时,她依然坚持应明确无罪推定原则。虽然她所在的起草小组的草案中,写入了无罪推定原则,但最终未被采纳。

1996年,全国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。严端是起草刑诉法修改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。

“欢欣鼓舞,终于写进去了”,2012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,严端回忆,她支持无罪推定原则40年后,1996年修法,终于明确写入了无罪推定原则,法律明确规定,“未经法院依法判决,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”。

1996年刑诉法修改,还带来了一个鲜明变化。由于法律明确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了区分,曾一度被广泛使用的“犯罪分子”表述逐渐消失,代之以“犯罪嫌疑人”这一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称呼。严端回忆,不区分嫌疑人和被告人,而使用人犯这个词,和不接受无罪推定原则有关,如果要区分,就要和无罪推定联系到一块,“但当时有人就说,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?”

1978年底重回北京政法学院(中国政法大学前身)后,严端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,科研处处长,教务长等职,自1983年起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,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熊秋红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玫教授岳礼玲等,都是她的学生。

张建伟接受政事儿专访时表示,24日听到老师严端离世的消息,很震惊、难过。因为此前严端只是有些耳背,气色一直很好,身体看起来不错,“严老师是突然去世,回头想一想,不必缠绵于病榻受病痛的折磨,也许这种离开世界的方式,更符合她的愿望。严老师和她的爱人徐杰老师有着一贯的人生态度,她留有遗言,不愿意给学生、同事、单位添麻烦,所以不打算搞遗体告别、追悼会等一些仪式性的活动。有人也许会以为这跟疫情有关系,就我对严老师和徐老师他们的个性的了解,即使没有疫情,他们也不会搞这些仪式”。

张建伟回忆,严端是一个气质非常优雅的教授,无论看世事,还是看学术,通透豁达。1978年重回讲台后,严端有时会偶然谈起过去的波折和磨难,“她的态度很平静,对于当时的一些人和事都讲得比较含蓄,没有一丝埋怨的情绪,更没有那种苦大仇深似的感觉。对于过去经历过的一些磨难,她抱有一种豁达随和的心态”。

张建伟说,严端还曾经笑谈自己的名字和个头儿。由于名字比较像男性用名,所以去外地开会的时候,会议主办方经常以为来了位男教授;由于个头儿比较高,所以从小到大,从来没有人称她“小严”,年轻的时候叫她“大严”,年纪渐长之后就被称为“老严”。

不过,通透豁达的严端,在治学方面出了名的严格,甚至有时候不乏犀利。张建伟回忆,1979年的刑诉法与现行刑诉法相比,一些规定比较简单,缺乏细节。例如何为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,标准是什么?当时的司法实践部门的人员觉得法律规定得太概括太抽象。为此,严端到司法实务部门去调研,阅读了几十本案卷,总结出四项标准:每一个证据都查证属实;每个认定的事实都有证据加以证明;证据与证据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得到合理的排除;由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,不具有其他可能性。“这四项标准至今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,为众多学者论著所接受。”

“严老师的文风非常简朴,不是那种奢华的文风”,张建伟说,严端很注重理论跟实际的紧密结合,不喜欢空谈。他至今记得严端讲课时的一些细节,“她授课没有满嘴的学术术语,都是信手拈来的形象化的说明,非常通俗易懂。这对我有很大影响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来说,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,并不是很难的事;难的事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,深入浅出的讲给学生,让学生很快抓到问题的要点。严老师的声音有一种磁性,那种磁性的声音回荡在教室里,到现在还历历在目”。

虽然在刑诉学界有很高声望,还是学科带头人之一,但是严端一直没有申请担任博士生导师。“严老师觉得自己不够条件”,张建伟说,严端认为自己刚一毕业就赶上了动荡的年代,并没有一直保持学术前沿的状态,而且外语也不娴熟,缺乏应有的司法实践经验,她认为,时代决定了她只是学生的铺路石。

张建伟说,1996年刑诉法修改期间,严端在一次发言过程中突然晕倒,送到医院才发现,她已身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。

因此,严端不得不离开讲台。“我无比热爱教师这个职业”,严端说,“多少年来一直都和你们年轻人打交道,让我心态也保持年轻;尤其是精神,充实而又宁静。如果人有来生,我仍愿做一名教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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